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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出的北大荒

2013年08月14日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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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席卷全国的运动将他们送到北大荒,运动终结后的历史回潮却没有将他们带回家乡。在这所专为他们开设的安养中心,他们彼此陪伴,却又相顾无言。 孙俊彬/CFP

标签:知青 | 北大荒
本期责任编辑:王安娜

图片说明

  在大众印象中,“上山下乡”、“北大荒”都属于尘封的历史,但在位于佳木斯市郊的黑龙江农垦第二医院知青科(也称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至今仍住着50多位南腔北调的老知青,大多年过花甲的他们都患有精神病。当年席卷全国的运动将他们送到北大荒,运动终结后的历史回潮却没有将他们带回家乡。曾经的超负荷劳动和精神创伤彻底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在这所专为他们开设的安养中心,他们彼此陪伴,却又相顾无言。

  1978年10月,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定:停止上山下乡运动,并妥善安置知青的回城和就业问题。这场曾经轰轰烈烈的时代浪潮顷刻间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回撤,而一些人却像掉队的大雁一样,在辽阔的黑土地上空哀鸣。

  据统计,留在北大荒的知青大约2万人,其中大多数在这里成家。而据黑龙江农垦总局残联2006年的统计,仍留守的知青精神病患者近300人。事实上,许多知青精神病患者并非没有机会返城,在那时,疾病反而是返城的转机(甚至当时有不少人借用他人尿液假称病申请返城)。但是家属接收照顾、户籍问题(包括医保问题)可能比返城申请书上的印章更为沉重。

  1997年,时任黑龙江农垦总局残联主席的董兴业开始关注精神病患者的状况,他最想改变的是目前我国精神病人治疗服务的一元化问题。他所设想的精神病治疗机构应该多元化,“集康复、安养和治疗为一体。”此时,黑龙江农垦总局精神病防治院院长黄春光跟董兴业提起了知青中的精神病患者。董兴业决定通过解决知青这一群体的问题,建立一个新型的康复机构。2006年6月,董兴业正式开始统计知青精神病患者的数字,当时统计到的数字是207人。

  2008年12月,北大荒知青安养中心在佳木斯落成。盖楼的钱由农垦总局出的,医药费则来自知青们的医保。

  跟董兴业的精神病治疗创新理想不同,黄春光的作为源于他的“知青情结”。“1977年去北京的时候,借住在连队的一位知青家,屋子小,晚上他爸爸和哥哥挪出去搭棚睡,把床腾给我”。1979年知青返城时,黄春光是医生,为帮助知青返城开过不实的诊断书。多年以后,他在他带领的医院成立了知青安养中心。“我这辈子跟知青有缘分,也算是感恩吧”,黄春光笑着说。

  在安养中心,护士们称知青患者为“安养员”。知青科主任吴斌说,“我没完全把他们当成病人,因为天天和他们在一起,就觉得跟自己的那些朋友或者跟自己的一些亲戚亲属在交流在接触一样。”在吴斌看来,自己所做的事情更多带着一种“反哺”的情结。作为支边青年的儿子,吴斌自小就跟知青有关系。“我受过知青的教育,知青当过我的老师,领导”。

  “安养员”们每天早上能喝到一杯来自于医院附近的康复基地的新鲜牛奶,康复基地养殖了奶牛、梅花鹿、猪、鱼,种植了玉米、大豆、蔬菜等农作物。这些都由患者自己承担农务,农产品也会回供给医院。医院希望通过组织部分有劳动能力的患者参加力所能及的劳动,为他们将来回归社会打下基础。“不能把他们关在铁笼里,他们的治疗应该是流动的,不应该是封闭的。”董兴业说。这正是董兴业为老知青所设想的“家”,“应该建立的是一个养老中心,而不是精神病院”。

  女科室护士长张凤英觉得自己更像个幼儿园园长。在女科室,62岁的王金香无论吃饭或者回房睡觉都要拉着天津知青安俊芹的手,有时会把头靠在她肩膀上撒娇,有时会抱怨吃饭没叫她。而安俊芹其实比她小一岁。张凤英说,“很多人的记忆停留在某个事情上,有些停留在十几岁甚至童年时期”。

  而在男科室,徐福宝是3名老知青的保姆。医院鼓励安养员之间的互助,同时也锻炼他们的社会能力。“王勇(音)、尚善哺(音)、黎少波(音)、崔玉芝(音)、李大嘴(音),都死了”,徐福宝掰着手指念出这些名字,这些人死前都是他在照顾。

  这些身在异乡的老人们目光静滞,镇定剂让他们平静迟缓。经历了数十年的命运起伏后,他们靠最简单的情感互相陪伴着走完最后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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