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处扎根——漂泊在京郊大杂院的异乡人
2016年05月23日 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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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繁华的北京，他们远离家乡，只身一人，或拖儿带女，生活在城市的边缘。由于城市规划，几乎不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的他们，却在一次次拆迁中迁往更边缘的地带。他们犹豫着回到自己的家乡，家乡又没有更好的出路，他们忍受着边缘生活脏乱差，等待着在北京待不下去的可能。4月12日，石景山区对京汉旭城小区南侧的4处废品大杂院实施了拆除，这些大杂院的租户们只能另谋栖身之处，他们是城市的边缘人，也是无处扎根的京郊异乡客。 图、文/财新实习记者 赖奕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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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杂院”，顾名思义，就是“大而杂乱的院子”。在过去的近半个世纪中，大杂院可以说是北京居民最主要的居住类型之一。大杂院的住户来自天南地北，职业各不相同，性情千差万别，品格自有高下，而大杂院空间狭小，私密性较差，并且潜藏着很多的安全隐患。这些住户大多从事废品回收、砂石料厂、房屋装修建筑等低端产业，他们怀着对北京的想象来到这里赚取生活或追求梦想，住在月租最便宜的大杂院里。但随着北京社区的整改，一个个大杂院聚集地被拆除，短则几个月长则好几年，他们只能被迫从一个大杂院往另一个大杂院搬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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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5日上午，小树林大杂院已经强制断水断电，租户们只能在短时间内找到新住处并且搬离。东西少的就自己用三轮车运个两三趟，东西多的便干脆叫了搬家的货车。邻居叫来搬家的车堵在了路上，秦正文的三轮车过不去，干脆也给邻居搭把手。在不到一星期里，他们要找到下一个安身之地，大多选择搬到了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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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正文，1980 年生于安徽芜湖，单身一人在北京卖花，住在大杂院里。他前后三次来京。第一次来，他18岁，一个人跟着别人来了北京，待了一个多月就回去了。第二次来，他20来岁，口袋里兜着几百块钱，跟着老乡来北京找活。在老乡家住了一个多月后，秦正文卖起了菜，半年后他回家时口袋里有一万多块钱。那时 “我什么都干过。那时候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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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前前后后待了十多年，秦正文在北京的很多地方都住过，丰台区、朝阳区、海淀区、石景山区等。然而，在他现在的家里却没有一件东西是从始至终跟着他的，就连一张照片都没有，都在搬家的过程中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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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正文拿出用了很多年的按键手机，翻出老乡给他介绍的女人的照片。2013年再次来北京时，一个住在石景山区京汉旭城附近的大杂院里的老乡说要给他介绍一个女的，那个女的就住在这片大杂院里，他便搬了过来。后来才得知那个女人在家里是有老公的，这件事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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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转行卖花时，他买了一辆800多块的电动三轮车，在今年2月时被城管收走了。4月22日下午，在外卖花的他再一次遇上城管，刚买的人力三轮又被没收了。想要拿回三轮车就要交1000元的罚款，而他入手那辆车的价钱才一百多元钱。之后他从邻居那借了辆三轮车，又卖了几天花，后来被要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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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岁王贵银和妻子、孙子住在十几平方的房间里，王贵银的左手中指在干活时不慎砸伤，缝了五针。“肉都砸扁了，不就是为了挣几个钱嘛，现在砸了几天都干不了活。”王贵银家里八个兄弟姐妹，弟弟也在北京收破烂。“没办法，你不识字，不识字你什么活也干不了，只能收破烂。”儿子原来也在北京，但由于地皮太贵，生意不好做，“挣的钱还不够交房租”，儿子和儿媳便去了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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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孙子四岁半，在上幼儿园大班。孙子四个月的时候儿媳从宁波把他带到北京给老两口带，也就是那时候，在北京十几年的王贵银和妻子唯一一次出去游玩，去了一趟天安门看毛主席。孙子从小跟着爷爷奶奶，只在每年过年一家人回到安徽老家聚一次，孩子自然跟老两口更亲，“现在让他去他爸爸妈妈那，他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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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岁的张显能来自河南，只身一人住在大杂院里。来北京二十几年，一直以卖菜为生。村里人多地少，种田无法养活一家。“其他咱不会，技术也没有，除了卖菜，只能卖个菜。”他的儿子也和他一样在北京卖菜，但分居两地，儿子在通州，老人独自一人在石景山区。张显能如今住在一个十几户人家的大杂院里头，在这里住了四五年了。 “嘿！那搬家可搬得不少，搬多了！”原来在小瓦窑，小瓦窑住过后又搬到黄庄，石景山也都住过，都是因为拆了不得已搬家，总共搬了五六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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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显能每天清晨三四点就要去进菜，骑三轮车去老山卖菜，中午回来自己做个饭吃，吃完饭没时间休息又要出发去卖菜了。每天三餐都是自己做的，中午做简单的面条，晚上吃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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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岁的张学峰来自河南，在北京已有三四年，以收废品为生。在来北京之前，他和妻子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干过快递，收过废品。“以为北京钱好赚，其实还不如上海好赚。”张学峰说：“以前大家都说天子脚下太平，现在知道天子脚下其实不太平。”而妻子说：“别人一问，你说在北京，听起来挺好，挺光荣。”三个子女在河南上学，由于不能在家里管教他们，张学峰和妻子选择把他们送进私立学校，一学期学费两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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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峰夫妇现在住的房子，原本是房东在雨天和冬天给牲畜的用的。此前他们住在小树林大杂院近三年，由于拆迁通知下来后短时间内没有找到合适的住处，他们便以六千块一年租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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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岁的孙克功来自山西人，孤身一人来北京。孙克功三十几岁便来了北京，卖过古董也卖过鲜花、鞋袜等各种东西。原本孙克功在山西老家种苹果，曾经把苹果运到广州、海南等地贩卖，但由于苹果价钱太低，难为维生，便一个人来了北京。他的儿子在十七八岁的时候也到北京上过班，之后在北京做过一段时间快递，去年去了三亚做买卖。孙克功和其他几个租户一样，也搬到了废品站的“马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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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扇门进去分了两间房，每间房十平米左右，孙克功的家是里面的那间。孙克功回忆初到北京时，“那时北京没有现在这么发达，没有这么多高楼大厦。那时买卖好做，市场多，无论卖什么都能挣到钱。” 对于以后，孙克功没有什么打算，“以后？以后再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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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树林大杂院强制断水断电后，其中王贵银等七户人家搬到了废品站的“马场”里；秦正文搬到了就近的大杂院里；而卖花的林自德与妻子在附近租了个门面房，但最终由于生意不好且房租太贵，不到一个月也搬到了废品站。因为原先是养牛马等牲畜的地方，废品站后面的这片荒地被叫做“马场”。新住处的门前是一片广阔的荒地，房东在这养了猪、牛、马、鸡鸭等牲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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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废品站的“马场”内，六七户人家的用水就靠一个水龙头。租户们原先住了近两年的小树林大杂院在4月的整治行动中被拆除，他们就近搬到了废品站。而在此之前，他们在小树林前的大杂院住了五六年，同样以拆除告终。王贵银打算过两年等自己老了就回家种地去，他的妻子说：“没办法，这里也不行，房租那么贵，还老拆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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