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传媒

画说金融史——在“打虎”中走向“崩盘”

2014年02月28日 16:44
纵向比招商银行成立时的清末, 横向比危机与战争笼罩下的西方, 1927-1937年的民国颇有建立财政金融“新秩序”的希望。这个中国版的新秩序应当包括:中央政府统一税制币制;维持稳定以利工商金融业的发展;平衡财政与调整内外债;收回列强控制的海关与国际贸易权。但这只是一个可欲的方向。当布雷顿森林体系在二战后奋力抢救全球资本主义之时,国民政府把希望变成了彻底失望。图为国民政府的中央行政机构由五院十八部六个委员会构成,在南京建成了几条行政街。
1/7
把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推向失望深渊的两只手,是特权与贪腐。当我们谈到特权与贪腐时,首先想到的是官僚资本。但实际上它是有三个层次的一片黑森林,地下根深蒂固的是“政府”的特权与豪夺,上面枝繁叶茂的是“政商”的特权与暴利,“官僚”资本只是中间的躯干。财政金融,为它们输送赖以生存的水源。国民政府的豪夺,对象是整个社会,但首先是江浙一带的民族资本。以费正清教授的观察,从建立的第一天起,这就不是一个“亲商”的政府:“它远非心系资本家,相反,它摧毁了相当自由主义的上海商界。利用一种帮派的恶劣手段,它连哄带吓,胁迫商人为连年的军事支出提供财源”。不过,这时后世史学家笔锋带刺的描述,政府开始的所做所为,并非为了高官自肥, 而是为了执政党的一个信仰,即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革命理想”。这一理想驱使着国民政府,二十年如一日,独揽“军权”与“财权”。统一税制币制,形成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国家金融体系,兼并中国通商、中国实业、四明三个小银行,实施外汇管制,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系列顺应时势的金融改革,背后最大的动力之一,就是保证通过银行增发货币,弥补国民政府的赤字财政,支持国军四面征讨异己。1928年以后的五年中,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了将近四倍,财政支出的50%直接记录为军务支出。等到政府可以玩转银行发钞,这一比例在1936年降为30%, 而此时的债务利息支出却已上升为45%,其中对应的大部分债务仍是军事开支。如果说金融秩序支持了经济的发展,那也是国民政府军事财政的副产品。图为国民政府南京行政院旧址。五权分立的政府部门聚集在此。
2/7
1948年底, 在国民政府垮台前夕,250多万两黄金和外汇白银在两度任职央行总裁的俞鸿钧指挥下,没有经过任何合法手续,秘密偷运台湾。这是中央银行仅存的一点可怜家底,它来自对工商与公众的最后搜刮,支撑着大陆漫天飞舞的金圆券的发行。俞行长的所为,让人联想到今天银行要员携款外逃的“大案”。 不同的是,这是蒋介石亲信的政府机构所为,再没有比这更大的“滥权枉法,监守自盗”的犯罪。图为大量的物资在大陆装船,运去台湾。其中的黄金白银转埠,只经过中央银行高层,其政府主管单位行政院都毫不知情。 (图片来自“太阳网”)
3/7
“政商”的特权与暴利,总是和特定的政治时代与制度相联。本来,商人是靠市场、靠本事吃饭,但是,当政治特权可以带来商业利益,特别是这种利益可以裹在“民族、国家”的大旗下,商人会在本能和理性的引导下向特权靠拢。中国政商的代表人物,清末有胡雪岩、盛宣怀,民国初年有虞洽卿、张嘉璈等等。盛宣怀的“贪”、虞洽卿的“贿”、张嘉璈的“从政”,不同程度沾染上了特权利益的印记。金融史学家洪葭管说,1946年-1947年宋子文主持行政院开放外汇市场,搞许可证特权,得益的并不只是几家官僚资本的公司,中外商人比比皆是。获取的暴利小巫见大巫,丑闻时时见诸报端。只不过商人在与政客之间的你来我往,利益输送,甚至是追求暴利的同时,也可能在为社会积聚着“正能量”,有助于改善“公共福祉”。受到传统文化熏陶的一代民国商人,走近特权的时候总还是抱着对道德的敬畏之心。因此冯筱才说:“不论是杜月笙,还是虞洽卿,其行为模式至少在表面上还要建立在‘公共服务’基础上,同时也间接代表各种不同的弱势群体发声,有助民间社会保持一定力量,并抑制官僚集权政治的形成”。实际上,时而拥有特权暴利的政商,转眼之间也会沦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强者如虞洽卿、张嘉璈,在政治威权与官僚集权的狂风暴雨中,亦曾如一片飘摇落叶,落地无声。图为一张上海旧漫画,描绘当年“走投无路”选择投海的群体。“经济”和失恋、失业、厌世的倒霉鬼淹没在一起。
4/7
最后,为害金融秩序的主干,是盘踞在政要部门、手握实权的贪赃高官。他们为一己私利精心设计特权“小王国”,他们有填不满的欲壑贪心。这些人其实并不关心民国党争的那些原则,也不会为党国的利益做出真正的牺牲。他们不打算遵循传统价值和社会准则,贪腐有恃无恐。但是,他们有足够的才干与精明,在国难人祸的混乱中,一方面维持着摇摇欲坠的政权,一方面在泥沙俱下的商场上混水摸鱼。无论怎样重新评价宋子文、孔祥熙在建立民国财政金融体系的业绩,他们在1945年-1948年的作为,也逃不脱上面的这些评语。抗战结束的那一年,国民政府中央银行的金库里已聚积了黄金六百万两,可用的外汇资金有八九亿之多,还有大量接收的敌伪产业,各类罚没,名目繁多的“献金”,也能折合数亿美元。美国人赠送了大量的军备武器与大笔优惠贷款,列出了一个长长的单子。恐怕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财政金融上都没有见到过如此扬眉吐气的日子。中央银行和美国人给了蒋介石新的底气,他摩拳擦掌,重拾“统一”中国的旧业。可是,此时为民国政府当家的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却心怀忐忑,他对蒋介石的政治抱负非但不感兴趣,而且相当悲观。1946年3月,他垂头丧气地对记者和参政员承认:“没有和平,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接着,他又打起政治家的精神,说他的工作就是“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宋子文希望迅速恢复国民经济,拓宽和西方的贸易交往,推进国际货币基金对中国援助的实施。只见行政院在蒋介石的默许下, 不停地颁布外汇管理与进出口管理的法令、法规,黄金和美元在银行间大进大出。1947年,蒋介石的国共决战布局还没有完成,宋子文控制的财政部和贝淞荪担任行长的中央银行,已经把国民政府的家底荡掉了一半。中央银行黄金储备缩水了60%, 物价飙升,引发了金融市场混乱。图为1947年2月,上海发生了第一次“黄金抢购风潮”,此后两年多从未停息。每一次风潮,都是政府的荒唐财金政策挑起的。
5/7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被风潮、舆论逼得无奈,监察院唯一一次出重手,弹劾蒋介石的郎舅违法套利,和央行官员渎职投机。然而,赶走了一班人马,换来另一班人马,“经济老虎”的恶行不见收敛,反而愈演愈烈。利用国难当头,以体系内漏洞为掩护,“合理地”最大化自己的经济利益与未来生存机会,成为官僚们的共同选择。越往高层,越是容易看透政权的性质和前途的黑暗,越是缺乏对国家治理的信心与理念。1947年中国战区联军参谋长和在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痛斥国民政府的无能与贪腐,指名道姓,列举孔宋控制的福建公司与扬子公司是囤积投机,非法炒作之首恶。他质疑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在大企业和权势家族发横财的同时,末日的国民政府却财源枯竭,外债无门,内债无路,海外对华投资裹足不前。唯一的救命稻草是开足马力印钞,释放潘多拉盒子里的诡异魅力。法币和金圆券一前一后,如魔盒中升腾出的雾霾,毒素渗透进社会的各个角落,损毁着民国脆弱的货币金融肌体。到了1947、1948年,物价的上涨变成了以日计、以时计。赤字和货币云山雾罩,朦胧中财富发生了重大转移,在美国的银行里诞生了一批民国权贵富翁。为1945年国民政府用法币代替了汪精卫政府设立的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中储币”,1948年财政部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法币和金圆券的结局都是贬为废纸一张。这张照片是把10亿金圆券与等价的3400元美元放在一起。
6/7
金融失控的局面令人恐慌。1948年8月,蒋介石亲自领导了一场对通货膨胀的反击战。为此国民政府成立了一个经济管制委员会,直接隶属行政院。而这个委员会的两位大员,一位是央行总裁俞鸿钧,另一位就是血气方刚的蒋经国。这是场双向出击的战斗,“东线”要求老百姓交出所有的金银,兑换法币,统统改为使用金圆券,并把币值缩小300倍;“西线”是政府出台法令,禁止物价与工资上涨、严惩聚众闹事。蒋经国对这场战斗认识深刻,他上纲上线地说:“政府颁布的经济新政策,不仅只是法令,也有心发动社会改革运动,象征着实现民生主义的开端”。有了领袖的尚方宝剑,他英气逼人,喊出“我们只打老虎,不拍苍蝇”的雄壮口号。惩处囤积居奇的奸商和操纵物价的官员,他如同“搞革命”一样,毫不留情手软。9月,一批批政商和奸商被“改革派”当街执法。上海的中英文报纸也在为“打虎英雄”叫好:“过去三个星期的经验,让老百姓觉得现况有了更张,产生相当大的希望”。 激情的改革壮举,结果却事与愿违。蒋经国的“打虎”变成了70天的“骑虎难下”。说到底,这并不是“改革派”与物价和法币的一场较量,而是与金融特权和贪腐势力的一次对搏。强制收回民间金银的法令,碰到在海外一定有资产的人,就可以被全部豁免,孔宋等大家族的财富得以保全。图为著名画家丰子恺用调侃的画笔,描绘回到了以物易物世界的民间生活。
7/7
责任编辑:jichenchen | 版面编辑:卿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