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留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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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嘉秋/财新记者

　　走进四川省凉山州美姑县大桥乡马洛村，目光所及之处，黄土为背景，尽是老人与儿童。

　　这里并不完全是又一个劳动力大量外流的“中国式”乡村。对于马洛这个彝族村寨里的绝大部分成年男性和部分女性来说，其告别子女的方式是——生离死别：禁足于铁窗、远行他乡或者失去生命。

　　至笔者到访，当地艾滋病感染者已进入集中的发病死亡期，在拥有两百万彝族人口的中国最大彝族聚集地——大、小凉山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孤儿村”。这些孤儿中幸运的接受着隔代抚养，普遍缺乏食物、营养和医疗，辍学并承担繁重工作，身心受创，曾经被留守的儿童，如今可以称为——

　　身在故乡，无可留守。

　　马洛村平均海报1900米，近九十户人一半以上是绝对贫困，沿用庭院积肥的方法，居住格局为人畜混居。至笔者到访，二十一世纪进入的第二个十年，村中尚未通电，吃饭和照明依靠砍柴。

　　地处高寒不宜农耕的大凉山地区，冬天长达五个月，成千上万与马洛村相似而长期与外界隔绝的凉山地区彝族乡村，自九十年代起与城市的“不安全无序流动”，便已夹带着劳动力外流以及海洛因与艾滋病的输入：有限的教育、艾滋病、吸毒与贩毒、包办、买卖与等级婚姻、贫穷、拐骗人口、妇女健康（多性伴与性生活不自主）、就业歧视与青少年犯罪等问题混合在一起肆虐着这片古老的彝族聚居地。

　　卫生条件不达标的医院并非艾滋病失控的主要成因：一位彝族小伙子告诉笔者，他为了方便贩毒故意染上了艾滋病；一位彝族女性谈到她的丈夫明知自己是HIV/AIDS携带者还是坚持和她进行无防护的性行为。共用针具吸毒和多性伴的不安全性行为让病毒传播彻底失去控制。

　　无论毕节、凉山还是更多地处偏远的劳动输出型农村地区，打工者在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遇到语言和文化障碍，缺乏就业机会，游走在公共服务与法律保护之外，精神生活压抑，部分人便是在这个过程中卷入毒品交易和其他社会问题。

　　备受打击的打工者们在试图回归记忆里的“故乡”时发现，在他们同样参与的外来文化冲击下，凉山彝族传统社会结构土崩瓦解，青少年教育缺失、行为失衡、价值观扭曲。凉山地区新的社会规范难以建立。

　　在曾经维系彝族千百年来生生不息的传统诺苏社会（凉山彝族宗教社会体系）中，偷窃本是重罪，不过笔者在昭觉县竹核乡遇到的“无恶不作”的大男孩麻卡拉者毫不顾及毕摩的在场，还兴奋地炫耀，“我的技术有点好，只被抓进去劳教过一次”。

　　彝区的社会分工与家支系统没有密切的关联，如匠人阶层、负责协调功能的德古以及有学问的毕摩。

　　毕摩，在诺苏社会的宗教中占有主导性地位，在社会中享有特殊的声望，曾经在彝族悠久的历史中承载了极其重要的功能。毕摩被认为是灵魂和人类间的中介者，他们拥有专权，这同时也使得凉山社会结构中的各部分紧密结合在一起。

　　而如今，在美姑县洛古乡乌火村，当笔者见到这位失去了三代直系亲属，连隔代抚养都享受不到的“无可留守”的女童阿支与大长老毕摩的对话或称为宗教仪式中：阿支的绝望与麻木、大长老毕摩的无奈与无力、旁观族人的迷惑与不解，全都油然脸上。

　　环顾阿支的住所，屋内凌乱不堪、卫生条件极差，很难看出有人居住的痕迹。在阿支辍学前，她用从学校捡回来的粉笔，在家中的木门外侧重笔写下了一句话：“人生是如一梦”。

　　乌火村里，彝族女孩阿萨有一头半卷的长发，与她并肩坐在田埂上的奶奶克其结石告诉笔者：她的双眼就快完全失明了，也知道自己即将走到生命的尽头。可阿萨的父母去年相继死去，奶奶如果也离开人世，没人给阿支做饭，阿萨也就活不下去了。

　　说罢，老人眼框浸湿，孙女阿萨在旁边自顾自地梳着她的长发，仿佛听不到外界的任何言语。

　　短暂的对话结束后，祖孙二人回归到了之前保持已久的姿势：并肩坐在田埂或在遥望自家的祖屋，不言语。